想起那位给我补习英语的高老头

高老师上英语课的方式很容易：要么带人们读读单词，要么让人们造造句子，要么让人们提出问题，他来解答。

不知怎地，在这个阳光刺目的沉闷的下午，我忽然想起了高老头。30多年前，高老头是我的“英语培训班”老师。他和我有过短暂的师生缘。

1988年，我在湖北省蕲春县刘河乡中学读初二，那年我14岁，学习成果在班上牵强排中等，关键是因为英语成果太差，在班上排倒数，拖了我总成果的后腿。我的堂兄（他比我大6个月）松哥当年也在读初中，与我同年级，他就读的学校是靠近县城的芝麻山乡中学。松哥各科成果都相当疲软，总成果在班上差不多垫底。

孩子学习不争气，父母心里自然焦急。不过，在那个年头，人们还不了解“校外辅导班”或“校外培训班”为什么物（实际上它那时也没有诞生），也不了解“家长会”这个概念，家长们除了各自拿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之类的故事激励自家孩子认真学习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。

初二那年暑假，7月的一天，父亲忽然对我说，勇，从明天起，你每天上午要去高塆补课，我和大娘（注：我堂兄松哥的母亲）请了一位老先生给你辅导英语。我很惊奇，急问详情。父亲告知我，大娘前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精通英语的老大爷，70来岁，姓高，住在芝麻山乡高塆村，大家都叫他“高老头”。大娘听说高老头赋闲在家，就请他给松哥辅导英语，高老头爽快地同意了。大娘开心之余，心想，那就干脆把勇这个侄儿也捎上，一起让高老头指点指点吧，于是来我家征求意见，父亲大喜，自然一口应允。

老实讲，乍听到这个事儿，我心里很郁闷。暑假对我来说，就是睡睡懒觉，就是看电视看小说，就是呼朋引伴地去池塘去小河去水库里浪，哪里有什么想法去上英语补习课！无奈父亲铁面如山，母亲也坚定地站在父亲那边，我除了遵命，别无挑选。

为了方便补习英语，父亲和大伯、大娘已经商量好，让我和松哥一起吃住，一起去高塆上课。当天下午，父亲就把我送到大伯、大娘家。大娘安排我和松哥同住一室，共睡一床，并对我说，昨天我已经带松去见了高老头，明天松直接带你去高塆上课就行了。记住，你和松见了高老头要叫他“高老师”！见我愁眉苦脸地作点头状，松哥在一旁直乐。松哥本性贪玩，他上这个英语辅导班还是被迫无奈，现在有我作伴了，他好像找到一个垫背的苦命同类，很是开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松哥骑着自行车，带着我一起来到高塆，见到了那个人们不想见却又不得不见的高老头。

高老头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，疑似是村里的五保户。他身材中等，瘦削，头发半花白，精神矍铄，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，说话轻声细语。初次听到人们叫他“高老师”，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，“哎呀，不用叫我老师，叫我高大爷就行了。”然后，给人们备了两杯茶水，招呼人们坐在他家里的小方桌旁，就开端上课了。

高老师的讲课用品有四样：两本初中英语课本（这是我大娘提前为他配好的）、一叠白纸、一支铅笔和一副老花眼镜。他戴着老花眼镜的样子，有点像我在电视里见过的旧时的私塾先生，可是神态比私塾先生和气。

高老师上课的方式很容易：要么带人们读读单词，要么让人们造造句子，要么鼓舞人们提出问题，他来解答。他不会对句子作“主谓宾定状补”的解构预测，也不去辨认at、in和on的用法差异，我在心里觉得他的水平不过尔尔，比不上学校里教我英语课的老师。不过，每天上午跟着高老师学两个小时，感觉挺轻松。

上了几天课后，我和松哥觉得自己和高老师混熟了，就在课间休息时和他谈话，打听他的求学经历。高老师告知人们，他少年时考上了黄冈高中（没错，就是以出产黄冈密卷、摘取奥赛金牌而著名遐迩的黄冈高中），可是读到高二时，日本侵犯中国，战火烧到黄冈，学校就停课了，他也因此辍学。不过他对英语的兴趣一直保留着，直到今天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读英文报刊。噢，难怪高老师的英语水平在临近小出名气，我心头的谜团至此解开了。

高老师的老伴几年前已经去世，膝下无子女，目前，他一人独自生活。给我和松哥补习英语，对他而言，也算是一种精神寄予。有时，高老师也有意留人们在他家吃午饭，人们了解他生活不易，就婉言谢绝了。据我后来熟悉，大娘给高老师买了几斤肉，并送给他30斤粮票，作为他补课的酬劳。

一个月的补课很快完毕了。人们向高老师告别时，他笑眯眯地祝人们学习进步，还说，自己英语水平不高，没教好，请人们多多包涵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和高老师见过面。

说来也怪，虽然我自己觉得没有从高老师那里学到什么，可是有了这次补课经历，我回学校上初三，英语成果竟然一日千里，考试常常拿90分以上，而从前我英语考试很少及格。现在回忆，也许是那一个月的补习，去除了我对英语的厌恶感，从而唤醒了我学习英语的内在兴趣和潜力吧。

再一想，36年前，高老师给我和松哥辅导英语的场景，多像一个小型的校外英语培训班啊！没准儿，我和松哥算得上参与校外培训班的先驱呢。

仅以此文思念那位曾经给我补习英语的高老头，以及我少不更事的求学岁月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